2009年,80后青年孙东纯写了一本名叫《迟到的间隔年》的书,从此,“间隔年”在中国开始流行。
它最早源于西方,指年轻人在上学或毕业以后,忽然脱离原有的生活,花一段时间去别的地方体验另一种生活,比如旅行打工、做志愿者等。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听起来似乎不坏。但中国青年热衷间隔年的原因是什么?是逃离、寻求自我,还是成就一种青年亚文化的抵抗仪式?
在澳大利亚的那天晚上,上海青年陈哲(化名)强忍着恶心,徒手分拣了几百个沾满食物残渣的脏盘子。三个小时之后,老板说,对不起,我们仍旧是需要经验更为丰富的员工。
刚到的时候,他幻想能凭自己的电脑技术找一份办公室工作。然而,投出的简历全都石沉大海。一个星期后,他坐不住了,开始到青旅附近的商店,一家家推门问需不需要招工。
来这里打工要学会“狡猾”。在这里哪怕是去餐馆端盘子都要求有工作经历,大家只好在简历中胡编乱造。
为了生存,陈哲还穿着厨师服发过美食传单。在有些街区,一边发传单,一边要提防警察过来罚款。
他们大多只能做一些本地人不愿意干的体力活。时薪最高的是建筑施工工地,而英文不好的人只能到唐人街的餐馆打黑工,拿平均时薪的一半。
为了防止自己交不出房租,陈哲也去买了一张“建筑工人证”,上面“证明”了陈哲会使用一些基本工具,比如打钻机。他预备实在找不到工作就去建筑施工工地“搬砖”。
好在现在,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轻松的工作:在仓库里分拣货物。虽然每天都要根据指示在大仓库里跑来跑去,但陈哲对自己这份工作“相当满意”。他说,无聊已经是最低级的折磨,能拿到比较高的时薪就是最开心的事情。
在仓库工作一周以后,陈哲就搬出住了一个月的青旅,搬进了小公寓的双人间,终于告别了和72个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和厨房间的生活。
在美国打工时,第一份工作做了一星期,老板娘一分钱没给,直接把她炒了。当时,潘婧仪站在曼哈顿的街口,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去上城,继续挨家挨户找工作;一是走回唐人街,大哭一场。
她告诉自己,也许这就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最终,她选择走上一条充满未知的路,而不是回去大哭。
最惨的时候,她曾顶着寒风挨家挨户敲门找工作。最拼命的一个月,她每天只睡4个小时,一天打3份工,撑不住了就猛灌咖啡。那一个月,她挣了6500美元。
直到今天,中国的老一辈人依然很难来想象,一个并无社会经验的青年,毕业了本应老老实实找份工作,结果他们却抛下熟悉的一切,背井离乡,跑到地球的另一端去流浪、吃苦,当长期的沙发客、背包客。
这种不理解,其实是能够理解的。一个客观事实是,很多子女已成人成家的国人成长于集体时代,特别安心于背后有一个庞大的单位、组织、体制可以依靠,甚至包揽自己的生活圈。对组织的依赖感,贯穿了人生的大半生,一旦脱离体制与常规,他们就有一种强烈的不安。
他们对子女的期待,也是按部就班,遵循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中考、高考、大学毕业、找工作、结婚、生孩子。在每个节点上做社会需要年轻人做的事。还比如,他们鼓励子女找一份“铁饭碗”的稳定工作,远超过鼓励子女自己去创业、冒风险。
小时候,总是能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各种自己不能深刻理解的答案:当画家、当作家、当舞蹈家……
可是随年纪的增长,越来越发现了自己原来一直都是不会思考的,不知道我该如何明智的选择前进的方向,而自己想要的又是怎样的人生。不像小时候或许荒谬但是明确的答复。越年长,离“未来”越近,想要回答起来反而愈加迷茫。
校园里,同学们都在为自己的目标奋斗,考研,出国,坚定而执着地努力,我很羡慕很佩服他们这样的状态,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还没有搞清楚,我如果做出这样的选择,意义为何。
今天的年轻人,已经是一个个单独的个体,他们成长于自我意识觉醒的时代。他们接触到的互联网文化、商品社会、市场经济,鼓励个人价值、自我实现,并提供了丰富而多元的选择。人生的路不再是笔直的、被规划好的一条道。
那么,人生该怎么选?不是因为社会和舆论要这样选,不是因为父母的希望要这样选,仅仅是,我自己为何需要这样选?
扣问意义、原因,思索人生价值是什么,这本是一个人成长中的必经之问,是形成“三观”的重要一环。但奇怪的是在当代中国,年轻人却发现这个“关卡”几乎找不到“引路人”,他们必独自面对,甚至孤零零地、在舆论的质疑和与长辈争论中求索。
中国传统一些的父母,不太在乎年轻人怎么想,只在乎“好好读书”“找一份好工作”的结果。当年轻人开始寻求自由、独立,并为之迷茫、思考时,长辈们甚至成为他们的对手和阻碍。
读大学的4年来,陈哲的母亲几乎每天3条短信,每次都是同一句话:你吃过饭了吗?在接收了上千条这样的短信后,陈哲启用了短信拦截,终于觉得世界清净了。
上中学时,陈哲就爱上电脑编程。但母亲坚决不许,因为她听说电脑辐射很厉害。高三填志愿时,母亲撂下一句话:“只要有我在,你就别想报计算机。你是小孩子不知道辐射的厉害,但我是你妈,我就要管你。”
最终,他读了完全不感兴趣的外贸专业。但他并不甘心,靠自学两个月后就做出了自己的第一个网站。他意识到,喜欢的事情就要去抓紧完成。不靠家里的钱,自己养活自己,成为他的心愿。思考了一年后,陈哲去澳大利亚打工旅行了。
而已经工作一年的佳雯决定辞职,现在正在为间隔年做准备。同样,她对母亲也有抵抗心理。
佳雯的偶像是歌星王菲的女儿窦靖童,酷,叛逆,才华横溢。她从小喜欢短发,母亲偏要她留长发,她喜欢纯色衬衫,母亲总叫她去试粉色裙子。随年纪渐长,母女俩争论的问题越来越现实,比如升学、就业。
为了摆脱母亲强大的控制欲,她决定,只要夺回控制权,在所不惜。一天,在母亲又一次提出让佳雯去相亲时,她爆发了,“唰”地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冲向门口,重重地摔门而出。
“我想死。”她给母亲发了这样一条信息,随后在街上游荡几个小时,凡是母亲打来的电话,一律按掉。
说出自己争夺控制权的方式时,佳雯两眼看着窗外,无显著表情。她觉得,激烈的方式虽然不光彩,但无可奈何。只有这种姿态,才足以向母亲传达她的决心。
有时候,看到一向强势的母亲那么拼命地希望自己接受安排,佳雯也会心疼。她知道,母亲成长的年代里,并不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追求自己热爱的事物,一切服从安排。只是每一次的心碎累积起来,她与母亲之间的高墙越垒越厚,再也难以跨越。
去新西兰打工旅行,现在成了佳雯紧紧攥在手里的稻草。每年中国大陆地区只有1000个名额,开放后几分钟内就会被全部抢光。她花了4000元,让黄牛抢了一个名额。
“其实他们都是loser(失败者),过得不好了,就想着要出去,说什么寻找自我,其实只是在逃避。回来之后,这样一些问题还是要面对,什么都改变不了。”这是一位网友的跟帖。
潘婧仪也承认,自己踏上间隔年的导火索,是申请去香港大学读研失败。没有被录取的那一刻,她差不多崩溃了。
回到家的第一个星期,潘婧仪把自己关在房间,谁都不想见,夜里也睡不着,一次次地捶着心口。终于,她想到了另外一条路——旅行。
也有网友直接承认:“我就是在逃避。原来的生活没法过了,不想工作、不想结婚、不想被人摆布,可是我没有很好的方法抵抗,只能出去。”
逃离,是许多间隔年旅行者的动机。逃离当下的生活,把希望寄托在未知的旅途中。
在欧洲当了两个月的“沙发客”之后,潘婧仪问自己:现在的这份快乐,是不是已经抵消了申请失败的痛苦?当初自认为的那条“康庄大道”,还是不是她唯一可选择的路?
但她的想法遭到朋友的不理解。朋友说,你这就是逃避,回来之后,你只会离真实的生活越来越远。潘婧仪一边听一边点头,心里却说: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呢?
为了急速挣下环游世界的旅费,潘婧仪来到了纽约打工。这段经历让她重拾了自信——这样都能赚到钱,那其他的人生梦都可能会实现。
她用600天的时间,揣着打工赚来的2万美元走遍了30个国家。在智利的海港,一位海军上尉送了她一本《穷爸爸,富爸爸》,这彻底改变了她。原来自己不想成为一个每天被房子、车子套牢的上班族,而是想要获得更大的财务自由。
最终,她决定回国创业。现在,她记录自己环游世界的书已经出版,而创业正在开始。
今天的年轻人,期许着生活快乐、单纯美满。我们的一些教育,一直侧重于给孩子塑造一个纯真世界,屏蔽一切“细菌”。比如,建议把有暴力内容的课文删掉,却不想借此教会学生明辨是非。以为不看社会的阴暗面,他们就能健康成长,却忘记真正应该教的,恰恰是怎么来面对复杂社会的判断能力。
走出校门,现实往往将脆弱天真的年轻人击得粉碎。他们忽的发现,身体长大,但自己的心智从未长大。这一课,迟来了很久,现在需要补上。
你可以说,承受不了当下的生活上的压力,远行是一种逃避。但也能说,如果不远行,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迅速成熟、独立,如何补上这节成人课。
有学者把间隔年的动机归纳为:实现自我、与社会建立联系,以及重新获取控制环境的权力。逃离之后,他们还是原来那个他们吗?许多人是通过间隔年,在身心成长后怀着成就感,以胜利者的新身份重返原来的社会。
豆瓣网上,有人写道:“也许是心底的不安分,总想流浪一次。想和世界各地的背包客聊聊天,想看看不同的生活,想在二十岁出头的日子里做一件老了还能够津津乐道的事情。”
大学期间在法国做交流生时,戈溢韡一个人游历了欧洲16国,她遇到了一个工作两年之后选择间隔年的男生。
男生花的是自己前两年所挣的钱。他和他的朋友们表现出对生活极大的热情。每天都有一群朋友聚在一起,玩音乐,看电影,就每一个感兴趣的话题互相辩论,聊哲学,一起做饭。工作上,大家又积极投入科研项目,开发可再生能源。
这群人让戈溢韡感到,自己的生活实在太局限。原来,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可能性。于是毕业后,她也选择了间隔年。
她喜欢巴黎,虽然地铁破旧,没有残疾人通道,但凡是遇到残疾人,路人都会主动伸手帮忙。他们帮助他人,就好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公共场合的门,走在前面的人永远会为下一个人打开。文化上,法国人的精致又让她着迷。他们坚持,喝水、咖啡、红酒、香槟用的杯子要区分开来,不然就不喝。
漂泊在外,戈溢韡不觉得孤独。她说,脱离了体制和常规,本身就是一件很酷的事情,间隔年可能属于那些不那么循规蹈矩的人。
她也曾对未来有焦虑,但后来又觉得焦虑无用,不如把握当下,船到桥头自然直。
戈溢韡说,间隔年之后,妈妈与她相处的方式终于变了。母女闲话家常,不再聊正经事儿。因为正经大事,她都能自己做主。
陈哲很喜欢澳大利亚的风土人情。那么多国家的人在一起工作生活,原先身上固有标签一点点被抹去,在这里,你就是你自己,独一无二。
每天早上8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晚上回家自己做做晚饭,看几集《权力的游戏》,或者和国内朋友聊天。生活没什么不同,但他的内心坚定了很多。在外的漂泊感越来越淡,四海为家的底气越来越足。社会就像一列疾驰前进的列车,而他的选择是在中途下车,看看风景。
对于一些青年来说,或许是天性,他们就是想去看看别人的生活状态,了解另一个世界的人每天做什么、想什么、为什么而快乐、为什么而痛苦,随后发现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现实与理想的落差,让中国青年有一种抛下“眼前的苟且”,奔向“诗与远方”的渴望。他们想在陌生的地方做回真正的自己。
其实,自古以来,旅行就是人类寻求生命的解放和自我的回归。现代都市人更容易在物质和消费主义中迷失,仿佛只有借助陌生的时空,才能重拾感受生活和幸福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大概每一位都市人心中,都潜藏着一个远行的梦。而这个时代、这样一个世界,唤醒了中国青年心中的梦。
从全球趋势来看,未来选择间隔年的青年将慢慢的变多。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制度和观念,真的准备好了吗?
早在17世纪,英国贵族子弟就热衷于花2-4年遍游欧洲大陆,借此扩大视野,学习语言、建筑、地理和文化,这种活动被称为修业旅行,也是间隔年的前身。
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社会思想变革。与此同时,欧洲各国政府也开始鼓励青年旅行,进行跨国的文化交流,并将间隔年看作推进全人类之间理解与共识的活动。
1984年英国王子威尔士开启了著名的“德雷克运作计划”,号召世界各地年轻人跟着探险者德雷克爵士走遍全球。
1998年,两位年轻人创办了以间隔年命名的网站一举将间隔年推广到网络世界。全球各类间隔年组织大量涌现。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伴随出行方式的便捷、互联网的普及,间隔年进入黄金发展阶段。各种新奇的旅行方式涌现出来。
伦敦大学安德鲁·琼斯在2004年的报告中总结英国间隔年旅行者的特征:以白人为主、女性多于男性、中产阶级。2007年,澳大利亚学者埃莉萨·伯奇肯定了琼斯的结论,指出参与间隔年的学生,受性别、家庭所在地、语言、高考成绩、文化背景及身体健康情况的影响。
而今天,间隔年已不再是富裕中产的特权。除了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的政府和大学也开始公开支持间隔年。哈佛、剑桥等名校甚至有一系列支持学生间隔年的基金立项。
自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从集体主义中脱离,个体化的进程就不可阻挡。经济的私营化、就业的市场化等,都将独立的个体推到时代前沿。
其实,上世纪90年代,已经有这样一批按捺不住自我、脱离体制的人,他们辞职、跳槽、下海。而今天,80后、90后们则有了更多的可能与选择。
遗憾的是,整个社会还在依惯性运转,从父母、学校到社会,仍然不鼓励个体脱离体系。我们正真看到两条线在并行:一条是仍然强大的社会结构,它们是老一代人坚固的价值观、生活观、教育观,无法沟通、难以击碎;一条是年轻人在互联网和商品社会成长起来的自我意识、独立个性。
本应两条线彼此支撑互补,长者引导幼者,传承传统,激发创新。但我们恰恰是两条线高度冲突,彼此抵抗。尤其在成绩和名利追求之外,年轻人精神上的空虚荒芜无人问津,最后只有寄托于人类最古老的生存方式——旅行。
他说,人的一生有许多重要阶段需要跨过,如出生、成年、结婚和死亡。在这些重要关口,人们往往会举行仪式,甚至寻求一种仪式感。比如,领了结婚证,许多人仍不能感受到人生进入新阶段,非要通过一场盛大的婚礼仪式才行。
成长同样如此。怎么样才可以表明自己已经成人?这一点在中国尤其困难。中国父母一辈子都没把孩子视作独立个体。中国青年毕业以后,自己也不这么认为。他们普遍觉得,要经历“一些事情”才算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以此为学生时代人生课的长久缺席进行“速补”。
间隔年大概就是这样一颗“速效救心丸”。它能同时向父母和自己证明,我确实长大成人,独立自主,有了应对未知和突发的能力。有人把间隔年之前和之后称为“世俗”,把间隔年看作“神圣”,这就是一种成长的仪式感。
新浪等机构曾发布过一项调查:28岁以下的年轻人是海外游学的主力军,有73.3%的年轻人表示很想去体验间隔年。间隔年旅程对青年价值观的形塑有很强作用。
或许,它只是迷茫青春的一种突围。但仪式总有结束,没人永久活在仪式之中,也没人能消受永无尽头的间隔年旅行。
专业周到的服务
从事劳保用品生产、销售
专业人才,安全放心
正规专业的管理模式
2009年,80后青年孙东纯写了一本名叫《迟到的间隔年》的书,从此,“间隔年”在中国开始流行。
它最早源于西方,指年轻人在上学或毕业以后,忽然脱离原有的生活,花一段时间去别的地方体验另一种生活,比如旅行打工、做志愿者等。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听起来似乎不坏。但中国青年热衷间隔年的原因是什么?是逃离、寻求自我,还是成就一种青年亚文化的抵抗仪式?
在澳大利亚的那天晚上,上海青年陈哲(化名)强忍着恶心,徒手分拣了几百个沾满食物残渣的脏盘子。三个小时之后,老板说,对不起,我们仍旧是需要经验更为丰富的员工。
刚到的时候,他幻想能凭自己的电脑技术找一份办公室工作。然而,投出的简历全都石沉大海。一个星期后,他坐不住了,开始到青旅附近的商店,一家家推门问需不需要招工。
来这里打工要学会“狡猾”。在这里哪怕是去餐馆端盘子都要求有工作经历,大家只好在简历中胡编乱造。
为了生存,陈哲还穿着厨师服发过美食传单。在有些街区,一边发传单,一边要提防警察过来罚款。
他们大多只能做一些本地人不愿意干的体力活。时薪最高的是建筑施工工地,而英文不好的人只能到唐人街的餐馆打黑工,拿平均时薪的一半。
为了防止自己交不出房租,陈哲也去买了一张“建筑工人证”,上面“证明”了陈哲会使用一些基本工具,比如打钻机。他预备实在找不到工作就去建筑施工工地“搬砖”。
好在现在,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轻松的工作:在仓库里分拣货物。虽然每天都要根据指示在大仓库里跑来跑去,但陈哲对自己这份工作“相当满意”。他说,无聊已经是最低级的折磨,能拿到比较高的时薪就是最开心的事情。
在仓库工作一周以后,陈哲就搬出住了一个月的青旅,搬进了小公寓的双人间,终于告别了和72个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和厨房间的生活。
在美国打工时,第一份工作做了一星期,老板娘一分钱没给,直接把她炒了。当时,潘婧仪站在曼哈顿的街口,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去上城,继续挨家挨户找工作;一是走回唐人街,大哭一场。
她告诉自己,也许这就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最终,她选择走上一条充满未知的路,而不是回去大哭。
最惨的时候,她曾顶着寒风挨家挨户敲门找工作。最拼命的一个月,她每天只睡4个小时,一天打3份工,撑不住了就猛灌咖啡。那一个月,她挣了6500美元。
直到今天,中国的老一辈人依然很难来想象,一个并无社会经验的青年,毕业了本应老老实实找份工作,结果他们却抛下熟悉的一切,背井离乡,跑到地球的另一端去流浪、吃苦,当长期的沙发客、背包客。
这种不理解,其实是能够理解的。一个客观事实是,很多子女已成人成家的国人成长于集体时代,特别安心于背后有一个庞大的单位、组织、体制可以依靠,甚至包揽自己的生活圈。对组织的依赖感,贯穿了人生的大半生,一旦脱离体制与常规,他们就有一种强烈的不安。
他们对子女的期待,也是按部就班,遵循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中考、高考、大学毕业、找工作、结婚、生孩子。在每个节点上做社会需要年轻人做的事。还比如,他们鼓励子女找一份“铁饭碗”的稳定工作,远超过鼓励子女自己去创业、冒风险。
小时候,总是能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各种自己不能深刻理解的答案:当画家、当作家、当舞蹈家……
可是随年纪的增长,越来越发现了自己原来一直都是不会思考的,不知道我该如何明智的选择前进的方向,而自己想要的又是怎样的人生。不像小时候或许荒谬但是明确的答复。越年长,离“未来”越近,想要回答起来反而愈加迷茫。
校园里,同学们都在为自己的目标奋斗,考研,出国,坚定而执着地努力,我很羡慕很佩服他们这样的状态,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还没有搞清楚,我如果做出这样的选择,意义为何。
今天的年轻人,已经是一个个单独的个体,他们成长于自我意识觉醒的时代。他们接触到的互联网文化、商品社会、市场经济,鼓励个人价值、自我实现,并提供了丰富而多元的选择。人生的路不再是笔直的、被规划好的一条道。
那么,人生该怎么选?不是因为社会和舆论要这样选,不是因为父母的希望要这样选,仅仅是,我自己为何需要这样选?
扣问意义、原因,思索人生价值是什么,这本是一个人成长中的必经之问,是形成“三观”的重要一环。但奇怪的是在当代中国,年轻人却发现这个“关卡”几乎找不到“引路人”,他们必独自面对,甚至孤零零地、在舆论的质疑和与长辈争论中求索。
中国传统一些的父母,不太在乎年轻人怎么想,只在乎“好好读书”“找一份好工作”的结果。当年轻人开始寻求自由、独立,并为之迷茫、思考时,长辈们甚至成为他们的对手和阻碍。
读大学的4年来,陈哲的母亲几乎每天3条短信,每次都是同一句话:你吃过饭了吗?在接收了上千条这样的短信后,陈哲启用了短信拦截,终于觉得世界清净了。
上中学时,陈哲就爱上电脑编程。但母亲坚决不许,因为她听说电脑辐射很厉害。高三填志愿时,母亲撂下一句话:“只要有我在,你就别想报计算机。你是小孩子不知道辐射的厉害,但我是你妈,我就要管你。”
最终,他读了完全不感兴趣的外贸专业。但他并不甘心,靠自学两个月后就做出了自己的第一个网站。他意识到,喜欢的事情就要去抓紧完成。不靠家里的钱,自己养活自己,成为他的心愿。思考了一年后,陈哲去澳大利亚打工旅行了。
而已经工作一年的佳雯决定辞职,现在正在为间隔年做准备。同样,她对母亲也有抵抗心理。
佳雯的偶像是歌星王菲的女儿窦靖童,酷,叛逆,才华横溢。她从小喜欢短发,母亲偏要她留长发,她喜欢纯色衬衫,母亲总叫她去试粉色裙子。随年纪渐长,母女俩争论的问题越来越现实,比如升学、就业。
为了摆脱母亲强大的控制欲,她决定,只要夺回控制权,在所不惜。一天,在母亲又一次提出让佳雯去相亲时,她爆发了,“唰”地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冲向门口,重重地摔门而出。
“我想死。”她给母亲发了这样一条信息,随后在街上游荡几个小时,凡是母亲打来的电话,一律按掉。
说出自己争夺控制权的方式时,佳雯两眼看着窗外,无显著表情。她觉得,激烈的方式虽然不光彩,但无可奈何。只有这种姿态,才足以向母亲传达她的决心。
有时候,看到一向强势的母亲那么拼命地希望自己接受安排,佳雯也会心疼。她知道,母亲成长的年代里,并不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追求自己热爱的事物,一切服从安排。只是每一次的心碎累积起来,她与母亲之间的高墙越垒越厚,再也难以跨越。
去新西兰打工旅行,现在成了佳雯紧紧攥在手里的稻草。每年中国大陆地区只有1000个名额,开放后几分钟内就会被全部抢光。她花了4000元,让黄牛抢了一个名额。
“其实他们都是loser(失败者),过得不好了,就想着要出去,说什么寻找自我,其实只是在逃避。回来之后,这样一些问题还是要面对,什么都改变不了。”这是一位网友的跟帖。
潘婧仪也承认,自己踏上间隔年的导火索,是申请去香港大学读研失败。没有被录取的那一刻,她差不多崩溃了。
回到家的第一个星期,潘婧仪把自己关在房间,谁都不想见,夜里也睡不着,一次次地捶着心口。终于,她想到了另外一条路——旅行。
也有网友直接承认:“我就是在逃避。原来的生活没法过了,不想工作、不想结婚、不想被人摆布,可是我没有很好的方法抵抗,只能出去。”
逃离,是许多间隔年旅行者的动机。逃离当下的生活,把希望寄托在未知的旅途中。
在欧洲当了两个月的“沙发客”之后,潘婧仪问自己:现在的这份快乐,是不是已经抵消了申请失败的痛苦?当初自认为的那条“康庄大道”,还是不是她唯一可选择的路?
但她的想法遭到朋友的不理解。朋友说,你这就是逃避,回来之后,你只会离真实的生活越来越远。潘婧仪一边听一边点头,心里却说: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呢?
为了急速挣下环游世界的旅费,潘婧仪来到了纽约打工。这段经历让她重拾了自信——这样都能赚到钱,那其他的人生梦都可能会实现。
她用600天的时间,揣着打工赚来的2万美元走遍了30个国家。在智利的海港,一位海军上尉送了她一本《穷爸爸,富爸爸》,这彻底改变了她。原来自己不想成为一个每天被房子、车子套牢的上班族,而是想要获得更大的财务自由。
最终,她决定回国创业。现在,她记录自己环游世界的书已经出版,而创业正在开始。
今天的年轻人,期许着生活快乐、单纯美满。我们的一些教育,一直侧重于给孩子塑造一个纯真世界,屏蔽一切“细菌”。比如,建议把有暴力内容的课文删掉,却不想借此教会学生明辨是非。以为不看社会的阴暗面,他们就能健康成长,却忘记真正应该教的,恰恰是怎么来面对复杂社会的判断能力。
走出校门,现实往往将脆弱天真的年轻人击得粉碎。他们忽的发现,身体长大,但自己的心智从未长大。这一课,迟来了很久,现在需要补上。
你可以说,承受不了当下的生活上的压力,远行是一种逃避。但也能说,如果不远行,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迅速成熟、独立,如何补上这节成人课。
有学者把间隔年的动机归纳为:实现自我、与社会建立联系,以及重新获取控制环境的权力。逃离之后,他们还是原来那个他们吗?许多人是通过间隔年,在身心成长后怀着成就感,以胜利者的新身份重返原来的社会。
豆瓣网上,有人写道:“也许是心底的不安分,总想流浪一次。想和世界各地的背包客聊聊天,想看看不同的生活,想在二十岁出头的日子里做一件老了还能够津津乐道的事情。”
大学期间在法国做交流生时,戈溢韡一个人游历了欧洲16国,她遇到了一个工作两年之后选择间隔年的男生。
男生花的是自己前两年所挣的钱。他和他的朋友们表现出对生活极大的热情。每天都有一群朋友聚在一起,玩音乐,看电影,就每一个感兴趣的话题互相辩论,聊哲学,一起做饭。工作上,大家又积极投入科研项目,开发可再生能源。
这群人让戈溢韡感到,自己的生活实在太局限。原来,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可能性。于是毕业后,她也选择了间隔年。
她喜欢巴黎,虽然地铁破旧,没有残疾人通道,但凡是遇到残疾人,路人都会主动伸手帮忙。他们帮助他人,就好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公共场合的门,走在前面的人永远会为下一个人打开。文化上,法国人的精致又让她着迷。他们坚持,喝水、咖啡、红酒、香槟用的杯子要区分开来,不然就不喝。
漂泊在外,戈溢韡不觉得孤独。她说,脱离了体制和常规,本身就是一件很酷的事情,间隔年可能属于那些不那么循规蹈矩的人。
她也曾对未来有焦虑,但后来又觉得焦虑无用,不如把握当下,船到桥头自然直。
戈溢韡说,间隔年之后,妈妈与她相处的方式终于变了。母女闲话家常,不再聊正经事儿。因为正经大事,她都能自己做主。
陈哲很喜欢澳大利亚的风土人情。那么多国家的人在一起工作生活,原先身上固有标签一点点被抹去,在这里,你就是你自己,独一无二。
每天早上8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晚上回家自己做做晚饭,看几集《权力的游戏》,或者和国内朋友聊天。生活没什么不同,但他的内心坚定了很多。在外的漂泊感越来越淡,四海为家的底气越来越足。社会就像一列疾驰前进的列车,而他的选择是在中途下车,看看风景。
对于一些青年来说,或许是天性,他们就是想去看看别人的生活状态,了解另一个世界的人每天做什么、想什么、为什么而快乐、为什么而痛苦,随后发现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现实与理想的落差,让中国青年有一种抛下“眼前的苟且”,奔向“诗与远方”的渴望。他们想在陌生的地方做回真正的自己。
其实,自古以来,旅行就是人类寻求生命的解放和自我的回归。现代都市人更容易在物质和消费主义中迷失,仿佛只有借助陌生的时空,才能重拾感受生活和幸福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大概每一位都市人心中,都潜藏着一个远行的梦。而这个时代、这样一个世界,唤醒了中国青年心中的梦。
从全球趋势来看,未来选择间隔年的青年将慢慢的变多。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制度和观念,真的准备好了吗?
早在17世纪,英国贵族子弟就热衷于花2-4年遍游欧洲大陆,借此扩大视野,学习语言、建筑、地理和文化,这种活动被称为修业旅行,也是间隔年的前身。
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社会思想变革。与此同时,欧洲各国政府也开始鼓励青年旅行,进行跨国的文化交流,并将间隔年看作推进全人类之间理解与共识的活动。
1984年英国王子威尔士开启了著名的“德雷克运作计划”,号召世界各地年轻人跟着探险者德雷克爵士走遍全球。
1998年,两位年轻人创办了以间隔年命名的网站一举将间隔年推广到网络世界。全球各类间隔年组织大量涌现。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伴随出行方式的便捷、互联网的普及,间隔年进入黄金发展阶段。各种新奇的旅行方式涌现出来。
伦敦大学安德鲁·琼斯在2004年的报告中总结英国间隔年旅行者的特征:以白人为主、女性多于男性、中产阶级。2007年,澳大利亚学者埃莉萨·伯奇肯定了琼斯的结论,指出参与间隔年的学生,受性别、家庭所在地、语言、高考成绩、文化背景及身体健康情况的影响。
而今天,间隔年已不再是富裕中产的特权。除了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的政府和大学也开始公开支持间隔年。哈佛、剑桥等名校甚至有一系列支持学生间隔年的基金立项。
自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从集体主义中脱离,个体化的进程就不可阻挡。经济的私营化、就业的市场化等,都将独立的个体推到时代前沿。
其实,上世纪90年代,已经有这样一批按捺不住自我、脱离体制的人,他们辞职、跳槽、下海。而今天,80后、90后们则有了更多的可能与选择。
遗憾的是,整个社会还在依惯性运转,从父母、学校到社会,仍然不鼓励个体脱离体系。我们正真看到两条线在并行:一条是仍然强大的社会结构,它们是老一代人坚固的价值观、生活观、教育观,无法沟通、难以击碎;一条是年轻人在互联网和商品社会成长起来的自我意识、独立个性。
本应两条线彼此支撑互补,长者引导幼者,传承传统,激发创新。但我们恰恰是两条线高度冲突,彼此抵抗。尤其在成绩和名利追求之外,年轻人精神上的空虚荒芜无人问津,最后只有寄托于人类最古老的生存方式——旅行。
他说,人的一生有许多重要阶段需要跨过,如出生、成年、结婚和死亡。在这些重要关口,人们往往会举行仪式,甚至寻求一种仪式感。比如,领了结婚证,许多人仍不能感受到人生进入新阶段,非要通过一场盛大的婚礼仪式才行。
成长同样如此。怎么样才可以表明自己已经成人?这一点在中国尤其困难。中国父母一辈子都没把孩子视作独立个体。中国青年毕业以后,自己也不这么认为。他们普遍觉得,要经历“一些事情”才算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以此为学生时代人生课的长久缺席进行“速补”。
间隔年大概就是这样一颗“速效救心丸”。它能同时向父母和自己证明,我确实长大成人,独立自主,有了应对未知和突发的能力。有人把间隔年之前和之后称为“世俗”,把间隔年看作“神圣”,这就是一种成长的仪式感。
新浪等机构曾发布过一项调查:28岁以下的年轻人是海外游学的主力军,有73.3%的年轻人表示很想去体验间隔年。间隔年旅程对青年价值观的形塑有很强作用。
或许,它只是迷茫青春的一种突围。但仪式总有结束,没人永久活在仪式之中,也没人能消受永无尽头的间隔年旅行。